近期，在网上读到了几则有关中国派驻全球的5000多外交人员待遇有了较大幅度增长的消息。据其中一个帖子说，副部级大使大概可以拿到相当于人民币五万元的月薪。此说如果属实，在我印象里，这相当于比1994年在驻外人员中所推行的工资改革基础上，调高三倍左右。再根据体制内待遇讲究个上下平衡的惯例推算，即使资历较浅的低级外交官月薪也应该超过2000美元。难怪呼，近来听到不少在M部工作的老同事忽然奔赴海外工作的消息，薪酬的大幅调整显而易见增强了海外工作的吸引力。我很为这些新出洋的朋友高兴，更为那些还在海外为国效劳的外交人员们高兴。因为他们在等待多年后终于可以有了相对体面的薪酬待遇，能够一甩原来困扰所有外交人员的穷酸和窘迫，对外可以更好地代表中华大国，不负使命，对内也可以告慰天各一方的家人。我虽为一介布衣，常苦于时下皇粮国税之重，但因为曾体会过外交官的酸甜苦辣，还是要赞同中央政府这一迟来的举措，更有若干想法不吐不快。
自民族国家概念确立，世有现代外交以来，外交职业本来就集中了各国公务人员中的精英人士。各国也莫不为驻外人员提供与其素质和职业风险、艰苦程度、驻在国物价水平相称的待遇，以保证他们能够体面地代表祖国，为本国利益服务。尽管全球趋势是外交官早就由贵族而平民，在所谓"平坦的世界"上从事外交，以收入而论充其量也就是一份有领有海外特殊补贴的公务员，并不可能发财。但就我个人的体会，能够远赴海外为国效力，不管经历怎样的辛苦甚至战乱考验，其实都是值得自豪一生的经历，而且在海外工作期间，也是可以体验学习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开拓视野的良机，对个人的职业发展都有莫大的好处。所以，外交工作历来应该是公务员中最有吸引力的职业方向，美欧日等大国不说，就是我曾工作的黎巴嫩小国，每年外交部招考，都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话题。这些国家外交人员待遇也并非达到"发财致富"的水准，但"不失体面"应该是普遍的标准和惯例。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建国初期曾一度外放了一批将军级大使，并为他们提供了较高的待遇以外，多年来一贯来在外交人员中推行的是配给制和后来引入的低工资制的混合待遇。先总理周公曾要求外交人员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本来是冷战特殊时期的特别要求，却被长期奉为圭皋，对外交官们实行兵营式的严格管理加兵役般的薪酬体制。我曾一位60年代常驻非洲的前辈为睽别四年的夫人带回的只能是个半导体收音机；甚至到了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我驻奥地利的某大使在他的回忆录中还不无辛酸地提到，在外国人眼里，我们的外交官拿的是"小费工资"。但就是这批仅拿着国家给予的"小费"的老一代外交官们在外有"冷战"，内有"动乱"的环境中，执行了中国的对外交往的各项使命，其艰辛和家庭生活方面的牺牲，则往往鲜为人知。在多数同胞甚至官员同僚的眼中，常视出洋为一件"脱贫"的幸事。但事实却与人们的想象相去甚远：
根据我的体会，在1994年7月驻外工资改革前那几年，一名外交官大概有如下各项待遇：
－国家发给置装费：我大概是用200多元把自己装扮了一番，西装还是在正义路上的红都时装店定做的。但两年后肩膀渐宽，不得不在国外再购衣，颇为我造成了一定"经济危机"。衣着搭配就更讲究不起了，我曾足登白袜，一身正装，引来无数"探询"目光。这还不算令人惭愧的，我的老领导曾驻外十多年，辗转非亚多个国家，所有场合只有一条"一拉得"领带和一双货摊上买来的皮鞋。
－ 到馆后还有一套被褥、床单：自然也是国内运来的大路货，
－用车公私不分：但是工作外出，返馆路上买个西瓜不知算不算违规。我曾随一对武官夫妇开着锃亮的"大奔"长驱直入难民营里的批发市场，赢得周边的巴勒斯坦人欢欣鼓舞――"中国使馆又来了！"。但不好意思，这次可不是来谈援助，为得是买个便宜西瓜。
－个人洗理和医疗全部由国家负担：当时使馆的理发师可是小有名气的扬州师傅，可以免费打理我的"游泳式"（有时要看师傅心情）。但看病就不同了，我刚到任时曾因病住院检查一天，着实令大使老人家痛心疾首。定期查体和意外保险更是没有，所以海外有的同事初次发病就已是晚期，实为体检不及时之故。
－用餐大锅饭：当时标准大概是每天一个美元左右，月底居然还有所谓"伙食尾子"。在一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记得全馆的食谱主要是鸡肉。尽管大厨皆为操办国宴的高手，但几年过后，我对鸡肉产生了严重的偏见，直到今天还影响到家庭厨房和餐桌上的和谐。
请大家不要以今天"大国崛起"的眼光来挑剔当时外交官们的"寒酸"，因为时移世易，即使当时，驻外工作也颇有"奢侈"的时候，有时还是很受羡慕的。这里随便举上几例：
其一，中华餐饮多年来都在发挥着外交武器的作用。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尼克松受到周总理茅台酒宴请后，在其回忆录里对这一"能燃烧的液体"津津乐道的细节。其实，多年来中国外交官们的对外交往途径颇受到限制，既然不能下球场或进俱乐部，中餐就成了我们的拿手好戏。再小的使馆也有国内外派的名厨高手，香港采购的高级原料或是油盐酱醋，景德镇特制的国徽瓷器。每逢中国使馆的节日宴请，都是当地外交界的盛事，干杯声中友谊日增。有人戏称中国大使馆为"大吃馆"，此说虽存偏见，但也道出了几分实情。国内近年的公务宴请开支飞涨，追本溯源，其实只是由"外事"转"内事"而已。
其二，外交车辆曾经都颇为豪华气派。中国驻外使馆曾一度奔驰、宝马盈庭，大概是国内的奥迪坐烦了，有机会就要换个口味。但问题是所有权不清，公车的使用和维护往往缺乏管理，大家又都喜欢开新车，所以一辆车往往跑不了几年后就低价变卖。这方面，我们又显得比发达国家更"富有"。与表面的豪华相对照的是，驻外人员却往往没有人身的意外保险，当交通意外发生时，因为缺乏意外和医疗保险，给当事人及家庭带来的灾难没有足够的补偿。
其三，馆舍气派，使馆的外派工勤人员多。随着国力增强，中国的驻外使馆很多都进行了翻修、扩建等，有的因为气魄不凡都成了当地地标性建筑。而且，馆内除了前述的厨师、理发员外，往往还派有司机、电工等工勤人员，相当于国内同岗位人员，这些驻外工勤人员待遇不低但因为语言不通等原因，工作效率往往并不高。即使连搞个内部的接待站，也往往只是图个赚钱，而服务却令人失望。
其四、驻外可以带回所谓的"几大件"电器的指标。记得当年出国人员服务公司门前可是北京的最热点地区之一。驻外人员们带回的那个指标凭证也是炙手可热的"商品"。而且，每个有成员驻外的家庭也莫不以拥有那么几大件而甚感荣耀。我的那位只舍得系"一拉得"的老领导，也是顷其所有，给两个宝贝儿子的置备了全套日本电器，但儿媳却迟迟未能落实，那电视机也就迟迟未能开箱，老人节俭下来的那点财富也就慢慢随电器的落伍和市场的开放而"贬值"。以进口电器配额作为给外交官们海外艰辛的额外补偿或奖励，大概只有我国曾经大规模推行过。
1994年7月，中国在驻外人员中全面推行工资制度改革。大幅减少了驻外人员数量，并以工资制替代原来的配给制。但当时制定以美元计发的工资标准很快随着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美元的贬值和国内工资收入（当然包括了灰色收入）的上涨而失去实际吸引力。在这次待遇提高前，一名外语熟练的外交官在海外的月薪，恐怕还不及他的某位同学在北京的某次国际会议上做上一天同声传译的收入。这样巨大的差距，显然大大降低了驻外工作的吸引力。有个别驻外任务较重的单位只好把驻海外工作与下基层、支援西部艰苦地区并列为青年干部提职的前题条件。
除了低薪以外，过去的中国外交官们往往还要付出亲情方面的沉重代价。王朔小说里就曾经描写过六、七十年代父母皆在海外而无人管教的北京孩子。近在九十年代初，二秘以下低级外交官首次赴任时，家属们还不准随任。据权威的《经济学人》杂志解释是，留在国内的家属实际上是被扣为"人质"，以防驻外人员叛逃。可我在94年工资改革，放开夫人随任后的观察是，外交官"夫人"们当时纷纷"抛弃"夫君选择了返国工作，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随夫就任的补贴仅比留在国内的每月多出100美元。考虑到孩子需要照顾，工作不能丢弃等诸多原因，许多夫妻就此因为这100美元的补贴差异，而选择了长年分离。真是天可怜见！而且当下中国其实是寻一外交官易，寻一能寒窑苦收的"王宝钗"难，家庭解体的故事早已经不再是新闻，实在影响外交工作的"和谐"。
对以上种种些弊端，其实见多识广的外交官们早就多有借鉴世界各国通行做法的改革的呼声。但因种种原因（尤其是所谓要"内外平衡"），改革措施的出台却异常缓慢和滞后。在我经历的1994年7月工资制度改革后，只是采取了一些局部改善的措施，据我听闻的有：
－继开放家属随任后，又开放了子女随任就学，但费用自理，责任自担。但我常纳闷，有多少人能有幸被派往教育发达又有公费教育的国家？在黑非洲工作的兄弟怎么办？孩子一旦有病，就年青父母的那点工资？
－某总理在亲眼目睹了驻外人员的艰苦生活条件后，当即决定恢复为大家提供免费工作午餐。我当时曾暗忖，但愿不要再回"全鸡宴"。
― 进行了车辆改革，个人买车，按级别发给补贴，并允许驻外人员免关税带入境。别了，奔驰宝马！但愿国内汽车降价速度不要太快，否则，带回国了也要重蹈我们老领导当年所遇的财富"贬值"。
但是从根本上，我们的驻外人员待遇还是没有落实到位。且不说与国际上的同行相比，就是与国内的相应工作机会相比，驻外工作也早就丧失了吸引力。而培养一个外交人员，不仅国家要付出招募、培训等代价，就是个人也要为自身语言等技能付出较高的投入，具备跨文化沟通的能力。这就使他们在涉外人才市场上身价倍增。近年来外派人员最为集中的外交部、商务部等部委无不受到了人才流失的冲击。不少外语娴熟，年富力强的准外交官们纷纷放弃外交职业的前程，下海到了私人企业。而身在海外的中国外交官绝大多数在常常要面对战乱疫病的威胁的同时，拿着远低于国际水准的工资，忍受美元的狂贬和无法尽心眷顾家人的困难，努力为国家的外交工作尽职尽责，令人敬佩。但也不排除因为驻外门槛降低，个别派出去的人不具备外交官的能力职业精神，在外只是混混日子或混个经历而已。所以我认为这次驻外人员待遇的较大幅度调整，实属亡羊补牢之举。
中华民族要建设和谐社会，重新崛起为世界大国，就离不开世界的和平安全，也必须保障一个公平的贸易环境。建设并保持一支忠于祖国、忠于职守、具有较高专业素质，能够承担重任的外交人员队伍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除了提高待遇，振奋士气，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外。更重要的其实是要参照国际先进经验和通行做法完善一整套外交人员的选拔、培养和激励机制。举其要者，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提高待遇为契机，建立外交职位的公开竞争和选派机制。尽快改变外交人员以往仅仅从少数几个部门派出的惯例，实现跨部门跨层级，从更广范围的公务员群体中考试选派。有些专业部门，如经商处、科技处还应该从企业和学院等部门选派专才。以此提高外交人员的整体素质。过去那种可以任外交官但又迈不过公务员门槛的荒唐事要尽快消除。
二、外交官的海外培训要实现制度化和经常化。原来主管部门既不组织也并不鼓励外交官利用驻外机会学习进修。甚至连语言学习都要求个人自费，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实际上，外交官们利用驻外机会学习不仅提高了个人素质，更可加深对住在国的了解，广交朋友，更好地完成驻外使命。政府应该鼓励并提供相应支持。
三、做为影响力日增的大国，外交机构负有更多的服务海外公民和企业的新使命，不应追求减少驻外人员绝对数量的目标，但应尽快优化驻外人员的结构。减少工勤等服务性人员的比例，提高商贸、科技、文化等专业人员的比例。多聘用住在国人员从事一般性事务。
四、在驻外人员的海外保险、子女教育、家属随任补偿等方面引入国际通行做法。聘请专业咨询机构，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准、艰苦程度进行动态的评估，合理确定及时调整驻外人员的薪酬待遇，与人民币汇率挂钩，并与国内公务员待遇保持一个适当的平衡。
五、驻外人员的薪酬待遇应该公开透明。这次涨薪，迄今还是在静悄悄地进行的，其细节笔者和民众都无从知晓。有意思的是，远在1994年的那次涨薪反而是公开进行的，其相关文件也都可从网上查询。由此看来，在经过了13年后，外交官们的待遇反而趋向"不透明"，这与建设透明政府公开行政的大趋势未免有几分背道而驰。无论目前的"暗箱涨薪"是出于何种顾虑，公开外交人员的薪酬有利于加强民众对政府的监督，更有利于向潜在的外交精英发出信号，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于外交队伍。
最后，提高驻外人员待遇本身并非目的，真心希望我们的外交机构和外交官们都要适应世界形势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改变原来的观念和职能，对内把服务民众，服务企业，促进中外交往，提高对国民服务的水准和热情置于工作的首位；对外更要以自信、自尊、自强的面貌和高水平的专业素质，代表祖国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大国影响、维护国家利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等更为远大目标。总之，就是以体面的外交官来代表崛起中的中华大国。
向仍在海外效力祖国的朋友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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